线上股票配资公司红姑娘：古巴革命胜利67周年，聊聊格瓦拉、“司令”和他们的五星帽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红姑娘】线上股票配资公司

“我们将会继续向前，一如追随你的当年。菲德尔与我齐声开言：‘司令，到永恒之时我们再相见！’”（Seguiremos adelante, como junto a ti seguimos, y con Fidel te decimos: ¡Hasta siempre, Comandante!）

这是古巴诗人卡洛斯·普埃布拉1965年创作的著名颂歌——《永别了，司令》最后一段，其中“司令”指的是伟大的阿根廷无产阶级革命家、古巴革命的开拓者之一格瓦拉。

众所周知，格瓦拉的贝雷帽肖像被称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照片”。在进一步加工成版画后，更是成了“小资网左爱好者”们最喜爱的符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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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托·柯达（Alberto Korda）拍摄的格瓦拉照片（左）和吉姆·菲茨帕特里克（Jim Fitzpatrick）基于照片二次创作风靡全球的版画（右）

现在提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何从真正的古巴革命拥护者中，识别出一个对古巴事实上并不了解、撞进真正的古巴社会很可能“一碰就碎”的“小资网左”？

方法可以有很多，但大多数比较费事费钱。本文作者在此给出一个简单快捷的参考答案：让他给肖像上的星星补色。

——把格瓦拉帽徽五星涂成金色的，是古巴革命真正的支持者。他们大概率知道这颗金星是作为早期古巴革命军重要特色之一的“司令”军衔，即使不完全清楚，也了解并尊重古巴革命的自身历史；

——将那颗星星涂红的，则是沉浸在自己“信仰”世界里、实际上并不关心现实中格瓦拉和古巴革命史的“小资网左”，或自觉不自觉投他们所好的人。

现实中古巴革命广场上的格瓦拉巨幅勾线画像，贝雷帽徽为金星（左）；香港公仔爱好者制作的格瓦拉人偶玩具，贝雷帽徽为红星（右）

格瓦拉照片中的金色五星帽徽究竟是什么含义，这种含义又经历了怎样的语义演变？

1月1日是古巴的国庆节，67年前的这一天，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等司令们指挥的古巴革命军进驻哈瓦那，彻底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当时他们头上这颗小小的金星，不仅反映古巴军事文化的演变历史，而且映射出古巴革命早期的许多本质特征。可以说，古巴现行体制的大部分特色，都可以追溯到这段独特的历程。

古巴军队的军衔系统历史源流

格瓦拉的帽徽（一颗金星），是旧古巴40-50年代军衔制中“司令”衔的标志。

对英语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英美的“海军中校”字面义为“司令”（Commander），“007”詹姆斯·邦德在军情六处获得的军衔就是这个词。但这个用法在英语中仅限于海军，在西语中，对应的词Comandante也用于陆军；下图为19世纪末西班牙殖民军的军衔式样，第三列第一排（一颗金色八角星）为“副司令”（Comandante 2º，介于大尉和少校之间），第二排（一银一金两颗八角星）为“司令”（Comandante），即少校。

古巴西班牙殖民军的军衔式样，自左至右四列分别为士兵、尉官、校官和将官袖章

巴蒂斯塔时代，古巴的军衔制度已经稳定，“下级中尉”（Sub-teniente，相当于其他西语国家的“少尉”Alférez）、“中尉”（Teniente）、“上尉”（Capitán）军衔分别为一条、两条、三条折杠，“司令”（Comandante）、“中校”（Teniente coronel）、“上校”（Coronel）分别拥有一颗、两颗和三颗堆积排列的较小尺寸金星。

1940-1959年代的古巴军衔，第一排（士兵）为袖章，第二排（校尉官）为肩章。巴蒂斯塔时代古巴将官军衔的表示方法极为复杂，此处省略

可以看出，古巴陆军的“司令”（Comandante）军衔就是其他国家的“少校”（Mayor或Major）。

巴蒂斯塔时代末期，“肩章+折杠”表示尉官、“简单金星”表示校官的对应关系在古巴已经完全为人熟知。因此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军初建时，采用了和政府军完全一样的军衔图案，只是有些实物中在军衔上增加了“七二六运动”的红黑色衬垫：

古巴革命后期七二六革命军的标准化肩章，自左至右为少尉、中尉、上尉、司令（少校）

古巴革命时期，几位主要领导人的着装风格非常个性化：劳尔和西恩富戈斯通常喜欢戴牛仔帽，菲德尔喜欢戴圆筒军帽、偶尔也戴贝雷帽，而格瓦拉特别喜欢戴贝雷帽，等等；因此每个人实际上的军衔图案和日常佩戴军衔位置都略有不同。在正式着装时，大家都以巴蒂斯塔政府军的装束为准，直接穿缴获的政府军服、佩戴原帽徽（古巴国徽中间嵌入刀枪火炮图案形成的古巴军徽），只是在袖口上加缀红黑袖章。

与此同时，直到1960年前，古巴革命的性质本质上是一场大帐篷革命，一大群政见完全不同的人各自组织了军队、为了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府这个“万恶之源”暂时结合在一起。除菲德尔的七二六运动外，还有以下几个较大的山头：

七二六运动（左一）、三一三运动（左二）、人民社会党（PSP，右二）、SFNE（右一）

在其中，

“学生革命指导委员会”（三一三运动）是天主教学生的右翼保守派团体，与七二六运动亦敌亦友。革命胜利后，主体被七二六运动收编，少数反共派叛出革命政府；

“人民社会党”（老古共），没有军队，曾经有党员在古巴旧政府中任职，但当时已经非法化。他们是当时古巴唯一一批明面上的有组织共产主义者，与政治面貌一直晦涩不明看起来更像个民族主义者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日常互批居多，是亦敌亦友的关系；

“埃斯坎布雷第二民族阵线”（SFNE），1958年从三一三运动中分裂出来的大帐篷军事组织，有一支小部队（早期约300人），但除反巴蒂斯塔外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1957年初秋（上）和1958年底（下）的古巴革命形势图。三一三运动的主要活动在大城市地下，东南部唯一的紫色小块是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

由于上述原因，前面革命军军衔上的红黑菱形图案并不是必然存在的。有的军官会用红黑相间的双股镶边牙线代替红黑菱形底；有的军官，尤其是SFNE系统的军官，根本不使用红黑图案。

SFNE直到1958年12月才与格瓦拉签约并入古巴革命军，是革命军中最独立的一部分，也是最早进入哈瓦那城的队伍。后来革命政府公开“共产化”，原SFNE的少数死硬反共派叛出政府，回到大本营埃斯坎布雷发动了一场小叛乱，大部分人被革命军镇压，少部分逃往美国。

下图为美军老兵、古巴革命军中唯一拥有司令军衔的土生美国人——威廉·摩根（左），他早期就效忠于SFNE而不是七二六系统：

威廉·亚历山大·摩根和他的古巴新婚妻子，注意他的司令肩章（一颗金星无红黑底）

摩根是古巴革命中的一个异类，一个浪漫主义的、“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白人，既反共，又反那些明显受美国政府支持的拉美独裁者。作为美军老兵，他向SFNE的菜鸟战友们传授了大量宝贵的军事知识。摩根参与了格瓦拉指挥的著名的圣克拉拉战役，1959年因向菲德尔揭发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的阴谋，被美国国务院点名开除美国国籍；然而，他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在1960年以后的快速共产主义化，1961年被下属揭发向已经叛变革命的顽固反共派——埃斯坎布雷匪帮走私武器。最终，他被自己亲手参与打出来的古巴革命政府判处了死刑，菲德尔和劳尔作为老友都亲自去枪决现场送了他最后一程。

游击战初期的起义军中大约有25名美国人，许多是二战老兵，还有许多古巴自由派深受二战后北美流行的自由文化熏陶。受他们影响，革命军官兵接受了二战末期美军宽松随意的军事文化，包括绿色战斗服、编织腰带、松散自由的军容（但与战后一路嫖娼的美军不同，古巴起义军的群众纪律极好），以及在战斗帽上显示军衔的习惯。

司令军衔（一颗金星）在作帽徽时，无论是何派系，通常都不显示红黑菱形图案。下图前排不知名上尉所戴直筒帽上的三折杠军衔是有红黑底的，但后排所有司令的一星帽徽都没有红黑底：

格拉玛档案馆保存的老照片，古巴革命胜利初期的司令劳尔（后排左一戴贝雷帽系领带者）、司令格瓦拉（后排中）、司令阿梅尔达（后排左四未戴帽黑人）、司令拉米罗·瓦尔德斯（后排右一戴白瓦毡帽者）和其他革命者

晚年菲德尔着军便服时通常只在帽子或肩袢中的一处佩戴总司令军衔。该军衔在帽子上时仍为革命时代的单独一颗金星，而绣在肩袢上时也保留了革命时代的菱形红黑底

上述着装习惯，最后都成为古巴的历史传奇和革命传统。

虽然古巴革命政府上台后仅一年就与美国交恶了，但革命军的这些“新一代美式”（区别于巴蒂斯塔的“老美式”）着装传统，以卡斯特罗风格化的美式绿色战斗服为代表，大多一直保留了下来。比较搞笑的是，虽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革命军的敌人、巴蒂斯塔政府军的军装也是照抄美军，但由于他们照抄的是19世纪末到冷战初期、还残留有欧洲贵族范的美军立领常礼服和Class A绿常：

1930（左）-1940（右）年代的古巴宪政军服装

结果是，同样穿着标准“美式军服”的古巴政府军和革命军在大多数时间里外观并不相同，作战时即使没有红黑菱形特殊标记也可辨认。

虽然门罗主义是面向整个拉美的，但与安第斯山脉、亚马孙雨林和潘帕斯高原上的那些德军衍生军队完全不同，古巴不仅是受美国文化和门罗主义影响最深的拉美国家（仅次于已被美国吞并的波多黎各），而且直到革命胜利，其军队的装备、条令、服装饰品等一切特征，可以说完全出自美军一家门下。

在军事文化上，古巴革命是“两代美军”的对撞；考虑到革命军早期强烈的自由主义特质，甚至可以推广地说，早期古巴革命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1950年代“自由民主”理想主义美国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文明秩序”门罗主义美国的对撞。

古巴革命军游击战时代“司令”军衔的含金量

格瓦拉在贝雷帽上缀钉的一颗金星就是他的司令军衔。类似地，后来菲德尔·卡斯特罗有时缀在军帽上的一颗金星也是他的司令军衔，与肩上的红黑菱形底白星含义相同：

革命胜利初期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同时将司令军衔戴在帽子和肩章上

在今天的古巴乃至整个拉美左翼革命者圈子里，带定冠词的“司令”（El Comandante）已几乎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专属头衔，以至于墨西哥恰帕斯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兴起时，其露面的最高领导人马科斯（比森特）只自称“副司令”（Subcomandante，是他独自发明的一个新词，从文学意义上也可译为“亚司令”）。在古巴革命军中，从1976年起，“总司令”（Comandante en Jefe）是法定的最高军衔，仅授予菲德尔一人，而原本作为营级主官衔的Comandante名称被源自苏军的“少校”（Mayor）取代。

上文可知，革命时代古巴起义军的最高军衔“司令”就是巴蒂斯塔时代古巴军队中营级主官的军衔。但是须知，巴蒂斯塔时代的古巴“宪政”军规模不大，等级却不少，“司令”之上还有中校和上校（团级主官军衔），上校之上还有“准副将”（Brigadier）、“准将”（General de Brigada）、“少将”（Mayor General）、“中将”（Teniente General）、“总上将”（General en Jefe）共五级。

那么，“司令”这个营级军衔是如何演化为起义军的统帅象征的？

本节简述古巴革命军早期的“司令”到底有多大。注意，下文中的所有“纵队”系按西语字面翻译；与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纵队”完全不同，西语中的军语“纵队”正常为旅级、下辖四到五个营，例如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国人民军22混成旅即原“佩雷纵队”，36混成旅即原“普拉达纵队”，46混成旅即原“乌里巴里纵队”，等等；在战争规模远小于西班牙内战的古巴，“纵队”一词被实际当成了营级单位使用。

1956年格拉玛号的登陆基本上是失败的，82人的革命军只有约12-20人陆续突围进入东部贫困的马埃斯特腊山脉会合，只够组织一两个班。但1957年3月中旬，马埃斯特腊山脉的革命军与七二六运动平原地区组织派来的第一增援部队（约50人）会师，获得了有生力量和补给。到5月底时，山区革命军已经拥有128人；到7月，革命军已经拥有200人，刚好一个缺编营，这时全军唯一拥有“司令”军衔的人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指挥着第一纵队（营级）和第一战线（何塞马蒂战线，“战线”高于纵队，可以理解为当时尚属虚拟的“旅级”单位）。

1957年7月17日，奉命保护和治疗7名重伤员的格瓦拉带着26人归队，菲德尔大喜过望，授予格瓦拉上尉军衔。就在那一天，菲德尔决定分出75人组建一个新营，为了虚张声势，这支只有两个满编排规模的新分队被称为“第四纵队”（La Cuarta Columna），编制为四个排，由格瓦拉指挥。格瓦拉因此在22日成为了古巴革命军中第二个获得“司令”军衔的人。这里提一句，四纵后期由他的副手巴尔德斯（Ramiro Valdés）接管，他也获得了“司令”军衔——记住这个名字。

到1958年12月围攻圣克拉拉时，格瓦拉仍是司令军衔，但他已经指挥着约400名游击队员。虽然这也不过是一个足额步兵营的编制，但这400人仅用5天就攻占了由装备10辆坦克和装甲列车的3900名政府军驻守的圣克拉拉城，近3000名政府军望风逃窜；随后巴蒂斯塔吓得逃离了古巴，首都卫戍部队不战而降，革命军几乎兵不血刃接管了哈瓦那。

回到1958年2月27日。根据菲德尔的命令，革命军组建第三纵队，由胡安·阿尔梅达指挥；组建第四纵队，由劳尔·卡斯特罗指挥，分别向东方和北方开辟新战线。这两人因此也成为了革命军中第三和第四个获得“司令”军衔的人。

劳尔的纵队在古巴最东端（东方省北部，今属奥尔金省）的水晶山脉开出了著名的“第二战线”，并在一个名叫Mayarí Arriba的小镇建立了古巴革命党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拥有完善的财政、司法、卫生、教育、公共工程部门、宣传部、土地局、劳工局和检察院.，铺设了数百公里电话线，创建了武装工人代表大会、武装农民代表大会、400多所学校，甚至建立了一支革命空军。

劳尔开辟的第二战线为革命打造了稳固的后方和财源，使巴蒂斯塔政府军控制的圣地亚哥成为孤城，对革命大局胜利和七二六运动共产主义者一脉确保对革命的主导权都产生了决定性意义。这个小镇所在的都会区在1976年被命名为“第二战线区”，至今一直是劳尔作为当选古巴全国人大代表的授权选区。

佩戴司令肩章（左）、帽徽（右）时的劳尔·卡斯特罗

由于宣传不足加上手下出了叛徒，阿尔梅达在古巴之外的名声远不如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甚至不如在革命广场有画像的西恩富戈斯，但他实际上是古巴革命军的第四号大佬。他根据菲德尔1958年2月27日分兵命令指挥的革命军第三纵队，后来发展成东方第三战线，下辖第三、第九、第十这三个纵队，协助劳尔的第二战线对圣地亚哥形成了合围。

这其中，除阿尔梅达自己指挥的第三纵队外，指挥第九纵队的休伯·马托斯和第十纵队的勒内·德·洛斯·桑托斯也都获得了“司令”军衔。不过马托斯和摩根一样有反共倾向，曾向桑托斯提议九、十两个纵队应该合兵一处、抵制阿尔梅达的领导，被桑托斯拒绝；马托斯后来还在自己的辖区里抵制土改，最后被革命政府判了二十年，出狱后移居迈阿密成为反古共人士，2014年病逝。桑托斯后来奉命接管旧古巴的秘密警察系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拉美传奇地下机构——古巴国家安全部（DSE）的缔造者。

在帽子上佩戴一颗金星司令军衔的马托斯（左）；在肩袢上佩戴司令军衔的青年阿梅尔达和菲德尔（右），注意两人肩袢样式不同，阿梅尔达的司令金星缺了规定的红黑底

最后介绍一下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与格瓦拉并列、由于牛仔帽和大胡子经常被误认为“伊朗人”、卡斯特罗甚至所谓“圣马克思”的卡米略·西恩富戈斯。

佩戴司令肩章的西恩富戈斯（左）、革命广场东北角通信部大楼的西恩富戈斯塑像（右）。在西恩富戈斯生前的一次演说中，菲德尔在台下插嘴道：“我做得好吗，卡米略？”西恩富戈斯大声答道：“你做得很好，菲德尔！”塑像右下侧的文字就是这句话。

西恩富戈斯在西语中意为“一百团烈火”（Cienfuegos），这个名字很好地诠释了他的性格——热情似火、快乐、坦率、富有幽默感（古巴西语中甚至因他产生了一个词“卡米略风格的笑话”Camiladas），在革命中像一团四处撒下共产主义思想的火种。

1953年，年仅21岁的西恩富戈斯为了给家人寻求经济机会和生活保障移居美国，一年后因参加了反对古巴国内巴蒂斯塔暴政的抗议活动，被一贯支持拉美各种独裁政权的美国当局抓获并遣返回古巴，但很快就逃脱，再次逃亡到美国。

原本他可能就此定居纽约，成为一名普通的、那个年代很常见且无可指摘的美籍古巴人，但他在纽约听说卡斯特罗正在墨西哥招兵买马，于是抛弃美国居留许可前往墨西哥，不请自来地加入了七二六运动，成为随格拉玛号登陆并成功进入马埃斯特腊山的12个人之一。

起初西恩富戈斯只是菲德尔亲自指挥的第一纵队里的普通一兵，但他作战勇猛，多次负伤，因此在1957年12月被提为上尉，率一个排28人进军巴亚莫（就是古巴国歌《巴亚莫人之歌》的那个地方）。

1958年1月，格瓦拉写信给菲德尔，说：“卡米略简直无所不能（原文‘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一头狮子’）。现在他就是我信心的源泉！”

从何塞马蒂纪念碑向北眺望哈瓦那革命广场，西侧为格瓦拉，东侧为西恩富戈斯。

1958年4月16日，西恩富戈斯受命指挥新建的第二纵队——前面已经指出，1957年为了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革命军的第二个纵队被称为“第四纵队”。之前一直空置的“第二纵队”实际上已是革命军建立的第九个纵队，卡斯特罗很有诚意地填掉了这个坑——他也因此获得革命军的第十个实职司令军衔。比他更早的几个人包括1958年2月指挥第六纵队的埃菲格尼奥·阿梅杰拉斯，后来成为古巴国家革命警察的开创者；以及4月指挥第19纵队的贝拉米诺·卡斯蒂利亚等，这些人后来皆善终。

1958年12月，卡米略·西恩富戈斯率领约300人攻占了通向哈瓦那的必经之地——亚瓜杰兵营，击败精锐守军350人，获得绰号“亚瓜杰英雄”。革命政府成立后，西恩富戈斯任哈瓦那省陆海空军总司令、革命军总参谋长，一直保持着“司令”军衔，直到1959年10月28日在乘飞机视察时在海上意外失踪。

这一天接近北美万圣节和中美洲的亡灵节，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逐渐形成了在10月底以鲜花撒海（或其他水面）纪念这位英雄的民间传统，他的名言“你做得很好，菲德尔”也一直广为流传。不过需要指出，西恩富戈斯省和西恩富戈斯市的名字在古巴以外常被误认为纪念他，其实它们是原西班牙殖民军大都督何塞·西恩富戈斯在1829年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司令”军衔偶尔也作为一种荣誉，用来追授给牺牲者。参与攻打圣克拉拉的革命军第八纵队以西罗·雷东多（Ciro Redondo）的名字命名，后者是1953年7月26日参与攻打蒙卡达兵营、1956年12月随格拉玛号游艇回古巴上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的革命元老之一，是革命军最艰难的初创时刻的核心成员。前面提到1957年7月格瓦拉获得了四个排的人手组建第四纵队，他受命指挥其中的一个排，因此获授上尉。1957年11月29日，雷东多在与巴蒂斯塔政府军的鹰犬桑切斯·莫斯克拉（Sánchez Mosquera）中校战斗时中弹牺牲；11月30日，马埃斯特拉山革命军总部下令追授他司令军衔。

古巴革命烈士西罗·雷东多（左）和射杀他的政府军营长桑切斯·莫斯克拉（右）

总结一下：

古巴革命军早期的实际规模只有营连级，只是编制搞得很大，这和中国党在红军时期动辄以一万乃至几千兵力出现师、军甚至军团编制的情形是相似的。“司令”一词作为古巴当时的正营级军衔，作为革命军的最高军衔不但不低，反而经常有过剩。

古巴革命后期（1958年底），革命军总数仅扩充到约4000人，但由于出现了团级规模的作战和军师级规模的指挥系统，加上七二六运动兼并了SFNE和大批起义政府军的部队，革命军授出的“司令”军衔暴增到94个。到这时，获得“司令”军衔的领导人大都互相熟识，没有基层作战中以军衔区分等级的现实需要。因此，出于当时军中洋溢的平等主义情怀和对旧古巴军官追求高官厚禄的“清教徒式”（赫伯特·马修斯语）厌恶，革命军废除了所有“高级”军衔（中校、上校、少将、中将、上将等），所有革命者的最高军衔均被压制在“司令”，形成了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几十个营连级指挥员（其中约20个为纵队指挥员，还有一些纵队的指挥员军衔停留在上尉）在军衔上平级的现象。

很多英文或中文资料直接将此时古巴革命军中的Comandante翻译成“少校”。“格瓦拉获得少校军衔”之类中文史料中可见的说法都是这样来的。虽然从技术上说并没有错，但笔者个人认为不佳，因为这样的翻译丢失了对理解古巴革命历史极端重要的信息：

1.“司令”虽然只对标旧古巴军队的少校，却是古巴革命时期革命军一方的“集体最高”军衔，至迟到解放初期，共授予了约100个（注：1959年前几个月又有5人获得）；

2.这100个成为“司令”的人，除中途牺牲或如前述的威廉·摩根等被镇压、逃亡的外，都成为革命政权的中流砥柱，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特殊群体——“古巴革命的司令们”（Comandante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或者“开国司令”。

这个平均年龄仅20多岁的小圈子，类似于苏联的“老近卫军”或新中国的“老革命”。他们是古巴革命政权完全靠独立自主完成（而非类似冷战时的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是苏联扶植的政权）的结果和体现，也是30年后古巴革命赖以幸存于苏联东欧剧变、并沿着共产主义道路独自坚定不移继续前行的干部基础和强力保障。

英雄迟暮的司令们

截至2022年，已知至少有三名未获得上述军衔的开国司令可能还在世：原古共第二书记何塞拉蒙·马查多（下图左），原交通部长胡里奥·卡马乔（中）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民主革命的民族英雄——德利奥·戈麦斯（右）：

已知健在的三名未获得“革命军司令”称号、未叛变、未动摇的古巴开国司令

他们在输出革命和古巴国家建设岁月中，已离开古巴革命军系统多年，因此并未在1976年的大授衔中获得“革命军司令”的新军衔，但他们一直忠于革命、忠于共产主义信念，从未叛变或动摇，仍然活跃在地方政府或其他专业领域。因此如今他们在特定场合仍然可以穿着军装，并佩戴革命年代的老式司令军衔。

这种“老司令”的形象背后，是古巴革命政府在国际共运中极大的独特性：

一方面，不同于高度军事专业化的苏联红军、而与新中国类似，古巴军队是社会主义古巴的干部储备库，新古巴的大多数技术行业一开始都被交给了某位开国司令（或开国上尉等）领导，有的管电信，有的管住房，有的管进出口贸易，诸如此类，司令们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

另一方面，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古巴的“党组织”是一个在革命时期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严重缺乏必要的神圣性和号召力，党的生态位长期被古巴革命军自身所占据。

一个例子是，古巴是国际共运史上唯一一个宪法规定共产党执政，但国旗、国徽、国歌、国号全都没有任何共产党特征的国家。直到迪亚斯-卡内尔接班后很长一段时间，外界甚至搞不清楚古共的制式党旗到底是什么，在“表达革命”场合与古巴国旗并列的旗帜永远是“七二六”时代古巴老革命军的红黑军旗。

这导致了当今古巴极其普遍的“军队经商”、或者说“军队管一切”现象。例如，2020年被美国制裁的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GAESA）是古巴军队直管的超级国企，在劳尔2009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后，这个巨无霸接管了古巴从房地产到银行支付几乎所有挣钱的部门。

然而，与越南军队主要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经商有所不同，古巴的“军队经商”实际上主要是“军企”和“央企”不分造成的：古巴革命历史的承载者、“组织”、“中央”，甚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化身，本来就是以菲德尔为代表的军队司令们，因此“军队办企业”长期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就像在中国我们认为“共产党办军队”是理所当然的一样——它们最终的服务对象都是国家。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截至2022年，已知只有三名开国司令仍活跃在古巴军队系统：吉列尔莫·加西亚（下图左），拉米罗·巴尔德斯（中），以及上文提到的胡安·阿尔梅达（右），他们在1976年的大授衔中获得“革命军司令”荣誉军衔：

已知的全部三名“革命军司令”，该军衔的图案为一颗金星照耀着马埃斯特腊山

如今虽不再担任军队实职，但他们通常仍穿着军装，享有崇高的威望和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三个人加上劳尔大将，构成了捍卫古巴革命专政机器的人脉后盾。他们当年带出来的许多初级指挥员如今已晋升将军，延续着这个小岛对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承诺。

67年弹指一挥间，即使得益于古巴优秀的国营医疗系统，当年二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如今都变成了“期之以茶”的迟暮老人，甚至他们带出来的第一代晚辈也早过了典型将军的退休年龄。新冠疫情带走了一批古巴老将军，并严重破坏了剩下的团队；自疫情结束后，包括劳尔大将本人在内的大部分开国司令和1976年将军们都很少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迪亚斯-卡内尔的团队一直在疫情以来的严重困境中勉力维持。

在特朗普兵发委内瑞拉、对各大拉美左翼政权压迫空前加深，玻利维亚、智利、洪都拉斯的左翼政府先后崩盘的当下，自身困难且财政上依赖委内瑞拉的古巴，承受着1980年代末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

笔者很清楚中古关系中存在的许多现实问题，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笔者还是希望在西半球有我们自己的、值得我们在新时代去跃进的“大别山”，或者劳尔·卡斯特罗大将当年向北跃进建立第二战线、帮助马埃斯特腊山主根据地彻底站稳了脚跟的古巴水晶山。

发布于：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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